广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简介

　　广州市基督教新教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地区，比香港及大陆的第二批基督教传入地早了近40年。基督教传入广州始于清中叶。嘉庆十三年（1807），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传教，是为基督教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其时，中国海禁未开，中外交往只限于规模很小的商业活动，在广州十三行内交易。早期外国传教士皆以十三行为据点，通过供职于外国在华的商业机构，或者办医院、学校，办杂志，从中进行隐蔽的传教活动。马礼逊在广州翻译出第一本中文圣经（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新豆栏开设了一所眼科医局，以及他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等于道光十八年组织的全国最早的在华医药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均为传教服务。

　　1842年《南京条约》后广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政府再开禁教，允准“华民习其教者，免治其罪”。是年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1802-1871）、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在联兴街鸭栏铺租屋宣讲福音，是为广州最早的布道所，罗孝全在东石角（今八旗二马路附近）购地建起首间教堂，称粤东浸信会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清末年（1910）的70年间，进入广州的差会共有15个，其中美国10个，英国3个，德国2个。其活动地域从十三行一带向全市各个方向发展。如美国长老会在西关、白鹤洞；德国信义会在下芳村；美南浸信会在东山等地。他们先后在全市建立教堂30间，利用各种形式传教。

　　同治十三年（1874），广州潮音街出现了首家由华人牧师陈梦南、杨海峰等人创办的华人宣道堂；1930年在该堂成了兴华浸信自立会，从而揭开了华人自立教会运动的序幕。长老会牧师关就光、长老麦道基、敖超芳等也因对外国传教士不满而另树旗帜，于光绪七年（1881）创立华人长老自理总会（后称广东长老传道会）。由旅美华侨基督徒组织的中华纲纪自理传教会、华人美以美自理传道会亦分别于光绪二十年（1864）、二十七年在广州建立教堂，开展教务。

　　进入民国时期，差会及华人主办的教会再建教堂32间。20年代初，在上海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发起“中华归主运动”，广州教会亦同步开展，经常举行大型演讲布道会，邀请外国布道家穆德（John Raleigh Mott，1855-1955）、艾迪（George Sherwood Eddy）等多次来广州演讲布道。民国9年（1920）12月，广州基督教联合会在丰宁大马路西瓜园（今人民中路《广州日报》社附近），举行“广州布道大运动”。1928年7月，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下称青年会）组织全市性的布道大会，并于1933-1937年间，每年的复活节在东山神道学院、东山大波地（今福今路）、东较地等地举行有五六千人参加的基督教复活节纪念大会。在宣教的同时，教会组织机构也得到了发展。民国期间，广州基督教先后成立了各宗派的领导机构，如中华圣公会华南教区等19个公会组织和一个全市性的教会联合会组织——广州基督教联会。20世纪初，受民族觉醒的影响，中国基督教开展本色化运动，旨在使基督教在华本土化，争取为众多的中国人所接受；一些西差会鉴于中国人民反帝运动形势的发展和为了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逐渐把教会管理移交给华人负责，外国传教士退居副职或当顾问。当时许多教堂及教会办的学校、医院等都移交给华人基督徒管理，并出现了一批自养堂和半自养堂，即教堂经费由教堂自筹或由外国差会部分补贴。30年代所建的惠爱堂、洪德堂，其建筑结构采用红墙绿瓦，飞檐画栋，揉合中国建筑艺术和民族风格，体现了中华本色。但在旧中国，基督教在经济和政治上均依赖外国，教会大权实际上仍操纵在西差会和外国传教士手中，大部分的教堂仅处于半自养状态，一些华人教会领袖提出的“自治、自养、自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能说无法实现的愿望，教会未能从根本上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宣教运动和本色化运动的结果，使教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民国5年（1916），全市教徒约5000人，教堂34间。到民国26年，教徒达1.2万人，教堂56间。

　　自“九.一八”事变到广州沦陷前夕，一些教会和基督教团体同社会各界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捐献金钱实物，组织救护队，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历时5年的青年会随军服务团。日军南侵，一些教会机构及所属团体，先后迁往香港、澳门等地，后又辗转迁往粤北、桂林、云南。民国30年（1941），教会在连县办起广东连县私立基督教联合中学。

　　广州沦陷后，教会的教务活动大大减少，一些教堂被日本侵略军占作仓库。国际救济委员会广东分会委托留穗的英美传教士和一些中国教牧人员开设难民营和施粥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市内英美传教士全部撤回本国，至此各教会的宗教活动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抗战胜利后，各教会团体及传教士回到广州，恢复教会宗教活动，先后举办了多次大型布道活动。广州基督教联会及青年会联合市内教堂开办难民收容所、施粥站及其战后紧急救济工作，其后又办理水灾救济工作。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预示着蒋介石集团统治行将覆灭，各国在华的基督教差会从1948-1949年先后在香港、广州召开会议，着手制定各种“应变”措施。一些外国差会迫于形势，已开始部分撤离外籍传教士。

　　民国38年（1949），全市有大小教堂62间，教徒约1.7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基督徒的爱国主义思想不断提高。1950年9月23日，由全国40位教会领袖（其中广州4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革新宣言），在全国掀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这场以“自治、自养、自传”为宗旨的三自运动，宣告与西差会彻底脱离政治、经济和教务上的隶属关系，从根本上摆脱了外国教会的控制，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同年12月，广州教会团体（包括天主教、基督教）1万余教徒举行反美爱国示威游行，并发表告教会人士书，支持爱国运动的开展，1950年6月7日，广州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成立，后改称广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会）。1951年前后，教会团体所属的医院、学校、慈善机构，除部分停办外，均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分接办，外国传教士相继撤出广州。1955-1956年，广州市开展肃反运动，基督教有些人受到查处。1958年，基督教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全市教牧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均参加生产劳动，先后自办农场、加工厂、畜牧场、化工厂等。由于信徒及教牧人员减少，为了集中分散的力量，从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广州基督教堂经过数次合并，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有宗教活动的教堂共有9间。60年代初，中国基督教三自会主席吴耀宗曾来广州指导广州基督教三自会的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宗教政策受到破坏，全市教堂被关闭，同年9月，教牧人员集中到市郊筲箕窝参加学习和劳动，接受审查，有部分人受到错误处理。

　　1979年7月2日，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召开了落实宗教政策大会，宣布恢复全市各爱国宗教组织活动，平反冤假错案。同年9月30日东山堂恢复开放，举行国庆节礼拜。1981年2月，成立广州市基督教协会（简称市基协），宗教活动相继开展。市基协和市三自会积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落实宗教政策，陆续收回“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占房产，逐步恢复一些教堂，并积极开展与港、澳、台及外国教会友好人士的往来。

　　至1990年，全市恢复开放的基督教堂有8间。此后，广州教会发展迅速。目前，广州全市有基督教活动场所共有33处，其中教堂14间，聚会点19所。现职教牧人员52人。教牧人员以中青年为主，均毕业于国内正规神学院校。自恢复聚会以来，各堂会事工日趋蓬勃多样，制度健全，活动有序，诗班、团契、探访、查经、培训等各项工作日益完善，信徒人数逐年增长，新洗礼的信徒呈年轻化和知识化趋势。目前全市信徒人数共约5万人。

　　由于信徒增长快，现有堂会已无法容纳，各区均面临旧堂扩建或另建新教堂的任务。当前，市基督教两会集合全市教会力量，率先在天河区筹建一座新堂——基督教天河堂。随后，市基督教两会将同样凝聚全市信徒力量，在各区策划筹建新堂，以满足信徒聚会崇拜的需要。

　　天河堂占地面积8830平方米，预计总投资人民币达8000多万元。建筑主体分为主堂、副堂、培训楼、办公楼、钟楼等五个部分，集崇拜、培训、大型活动、社区服务等多项功能于一体。建成后，将成为目前广州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多的堂会。可同时容纳三千人聚会礼拜。天河堂于2009年2月10日动工，目前已基本完成了天河堂各主体工程的土建项目，预计，2012年年底前将能投入使用。

　　目前，广州基督教在党和国家宗教政策指引，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关心指导和广州基督教全体同工信众共同的努力下，正在健康而平稳的发展着。

　　广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广州市基督教协会

　　2012年2月29日星期三